2在现代世界，家庭及其中蕴涵的伦理价值已获得国际人权和世界伦理文献的承认。
这时最大特点是民主国家君主专制制度面临崩溃。有意思的是，福山在《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一书中甚至辟出专章，讨论了民主制度下的没有抱负的人，而牟宗三《历史哲学》和《政道与治道》二书其实所集中探讨的恰恰相反，便是有抱负的人（内容）在理性的架构表现或者综合的分解之精神也即制度（形式）上如何落实——思想的落实确实与制度紧密相关，这一点不可不察。
一 天下体系与公天下重述中的多重中国问题进路 无须讳言，21世纪之后中国主动反应思想的建构与20世纪前后的被动反应思想的转向有个共同的现代渊源，这就是以西方思想为参照系。见吴稼祥：《公天下》，第107页。如所周知，霍布斯的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的假设，权宜之计就是利维坦，人类愿意放弃随心所欲的自由，用契约借政府（利维坦）保障和平来保障生命权。应该说，包括赵氏在内的中国理论家只是对由美国提供的世界政治理念的不满意，如果一定要让中国人提供，假如不是共产主义理念，那就是世界大同或者天下为公理念了。教育主于启发与自由，政治主于德感与平等，对异民族主于与我同化与和平，处处表示其‘大同之怀抱……此四者，乃此期间中国民族所共同完成之大业，而尤以平民社会之贡献最大。
儒家千言万语无非是要我们把做人的道理融化在‘日用常行之中。由于高度的开放性——无论是国家意义上的改革开放还是个人意义上的思想开放——中国和中国思想几乎是首次开放地理性面对整个世界，中国的前沿学术则是第一次真正开放地直面人类生存[1]。这种新的源，墨家认为该来自百姓耳目之实。
「上之所是必是之，上之所非必非之」，就被严重误读。宪政是制度化可操作的程序崇拜，不是神鬼化随意性的天道崇拜（方绍伟）。只是《尚同》篇更为详细，还表达了整个建政、立法、执法的过程。不可能让禽兽为人类立法是很明白的道理。
「圣人者，事无辞也，物无违也，故能为天下器（《亲士》）」，这句话如果正确翻译就是要求不干涉官员司法（注）。换句话说也就是建立法治是为了用法治秩序保障国民。
不得已的时候，采取强制要依据什么原则呢？「遇盗人，而断指以免身，利也。先秦墨家有整套的社会主张，而不只是统治主张。认为不是君王就没有资格制礼（包含立法）、设计制度、任命官员和规定职责。处理公权和私权之间的关系，有一个原则，即公权不能滥用，私权也不能滥用。
实行民立法法治和严格守法、执法的政权。所信者不忠，所忠者不信，六患也。⑶、法天：「以天为法」、「贵义」。人性自私，且义利重一，那么每个人的观念和主张之中已经包含个人的利益在内，义是利的一种表达形式。
只有上天是最为尊贵的和全知的，与苏格拉底和基督教的表述如出一撤。儒生可以借天对君主动用意识形态规划，君主也可以借天对臣民动用意识形态规划。
第七、形成对博爱、对合作的信仰，对不侵犯他人的信仰。何谓三表？子墨子言曰：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
规应该指法律原则和法理。这不但是拥有真实信仰的表现，也是对信仰义理的高度理解。顾如认为宪政的实现和维持是经验的，而不是单纯制度的或者文化的。在老百姓方面，勤俭是脱贫、致富、响应上天「自生与生生」天志的路径。而且每一步实际都是在维稳。制度现实总是使权力信仰最有利于我们中国人获得分配优势，我们因此也会在任何信仰中追求附加的权力价值。
墨者们并不以当官为荣，而是以实践了自己的主张为荣。法天天志，则将墨家十大天志直接置于信仰层面，成为人类社会的超法律原则。
巨子腹朜甚至能蔑视君王立法的秦法和秦王，说：我们墨家的法律观点不是这样的。《大取》篇花费了很多篇幅去讨论强制问题，先用「求，为之非也」，将求定义为强求强制。
如果用一句话来说，信仰本质上是人对无法确定、无法追问或神奇之物的一种信服和尊崇，它实际上就是人类在不确定中追求确定的一种精神设定。3、达致宪政的路径社会是经验的，宪政是经验的。
更不会用上天去论证一些制度和观念枝节。奚以知天兼而爱之、兼而利之也？以其兼而有之、兼而食之也《法仪》」。人们的认识总是偏观的，欲明是非，就需要寻找重叠共识：「夫辩者，将以明是非之分……焉摹略万物之然，论求群言之比……以类取，以类予《小取》」。而是关心获得政权之后，该怎样获得人们认同和形成法治社会。
墨家去六--「必去喜，去怒，去乐，去悲，去爱，（去恶）」全是去除情绪化和偏好性内容。天志必有内容，否则就必然是各自指认没有说服力，不能让人们相信。
立法之仁，在墨家体现为民立法，老百姓不可能对自己不仁。避免对权力的信仰还要复杂一些，不但要否认人造物的威权，还不能使人们总是处在威权之下，否则人们由于自己的经验仍然将屈服于权力，将权力变成信仰。
法仪之仪才是规范规程之意。所有的一切都必须以自发秩序所形成的权利观念的保障为指向。
圣王教民生产技能，说明贤者比百姓更有知识和能力。墨家主张的是因所喜而教，不主张教化，对人们为自己所作的选择非常信任。当与其他人无关的时候，自己要为自己做出选择。如果制度中真的实现了全民参与的权利，实现了上下通察，贤者就不容易被权力俘虏，就能按照民众的意愿担负起责任。
墨者的社团应该类似《尚同》篇所载国家结构。将孔子推举为圣人，必将陷入哪些是孔子言的尴尬之中，如此人们怎么会有信仰？笔者将墨家运用上天字眼述说的内容全部列举出来，共是十天志。
他认为还要看看执行之后的效果。而墨家认为全民都有资格立法。
如果一定要说中国人有信仰危机，那么，这个信仰危机更多的只是两个层次的信仰冲突所产生的个人意义上的危机。亲自立法，不需要依靠王公大人士君子的善意。
